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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雙迴圈”的演進之路:2020與1913——中國經濟“雙迴圈”格局研究系列之三
 

  “歷史不會簡單重復,但會押著同樣的韻腳。”

  全球局勢劇變之中,2020年中國經濟開始邁向“雙迴圈”新格局。從歷史進程、全球環境和發展目標來看,這一變革與1913年前後美國經濟的“雙迴圈”演進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,共同指向了大國經濟發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規律,進而賦予了歷史經驗以現實性的啟示意義。回顧美國經驗,我們發現,“雙迴圈”演進的深層邏輯在於:以産業升級為先導,輔之以大規模創造消費新場景的投資,進而激活消費升級,在供需兩端同步啟動“內迴圈”的自我強化,最後再以“內迴圈”去重塑“外迴圈”。對標中國現實,在這一邏輯的各個關鍵節點上,2020年的中國都具備可觀的潛力。未來打通這些“潛力點”的進程,即是中國經濟“雙迴圈”的質變之途。由此前瞻,雖然全球局勢波瀾難止,但是基於紮實全面的“潛力清單”,中國經濟的“雙迴圈”預計將穩步兌現富有活力的長期前景。

  歷史的先聲:美國經濟“雙迴圈”的演進。

  在2020年6月的“陸家嘴論壇”上,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指出,“一個以國內迴圈為主、國際國內互促的雙迴圈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。”回顧歷史,在近一個世紀前的太平洋彼岸,美國經濟的“雙迴圈”恰也迎來了新一輪演變,並構成從新興大國邁向一流強國的關鍵一躍。具體而言,十九世紀至今,美國經濟“雙迴圈”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。

  第一階段(1800-1870):“內迴圈”獨立支撐。這一階段的美國經濟以農業為主,對外出口廉價的原材料,進口昂貴的工業製品。由此,貿易赤字成為常態,“外迴圈”拖累經濟增長,“內迴圈”被動成為唯一引擎。

  第二階段(1870-1913):“外迴圈”邊際增強。伴隨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,美國完成工業化,工業製品在國際市場佔據優勢並形成貿易盈餘,“外迴圈”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凸顯,這一趨勢在1913年左右達到歷史頂峰。

  第三階段(1913-至今):“雙迴圈”互促共進。1913年後,一戰、大蕭條、二戰等歷史拐點相繼發生,徹底重塑全球經濟貿易格局。在新格局下,美國“雙迴圈”的關係再度演進。表面上看,“內迴圈”進一步佔據主導,強勁的內需造成長期貨物貿易赤字,使得“外迴圈”看似拖累了經濟的紙面增長。但實際上,借助於穩健的“內迴圈”,美國經濟在“外迴圈”中主動引領全球化進程、重塑全球體系、佈局海外投資、發展服務貿易,大幅提升了“外迴圈”對美國居民收入的真實貢獻。根據學術研究,2007年這一貢獻值約為1913年水準的2.1倍。這一階段,美國經濟受益於“外迴圈”,而不受制于“外迴圈”,形成了美國版的“以國內迴圈為主、國際國內互促”格局。

  歷史的押韻:2020與1913。

  從“雙迴圈”的演進階段來看,2020年的中國與1913年前後的美國高度相似。諸多相似點的背後是大國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,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週期規律。基於此,較之於他國,1913年美國的歷史經驗對於今日中國的“雙迴圈”建設更加具有啟示意義。

  其一,自身進程相似。美國“雙迴圈”演進的第二階段開始於1870年,于第25年(1894年)實現工業産值的全球第一,于第44年(1913年)進入第三階段。對於中國而言,如果將改革開放前的時期粗略算作第一階段,那麼第二階段發軔于1979年,于第32年(2010年)實現工業産值的全球第一,于第42年(2020年)開始準備進入第三階段。相似的歷史“時間表”,潛藏著新技術發展、國內市場發育、産業新舊切換的長週期共振,既賦予了大國搶抓變革機遇的能力,也産生了承弊通變、時不我待的壓力。由此來看,未來的5年將是決定中國“雙迴圈”能否平穩開啟第三階段的關鍵期。

  其二,全球環境相似。以1913年為分水嶺,一戰、大蕭條、二戰接踵而至,根本性地顛覆了全球舊格局。在漫長的全球亂局之中,美國經濟雖然一度遭到外部環境的嚴重拖累, 但是憑藉本土産業鏈和市場的相對穩定,最終實現了逆流而上。2020年,全球疫情危機爆發並料將長期延續,保護主義、大國優先主義和民粹勢力加速漲潮,持續激化地緣政治衝突,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已迎來新一輪重塑。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多方面的外部壓力,但是基於自身綜合實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領先優勢,有望長期保持內部産業鏈和市場的相對韌性,因此未來存在“化危為機”的長期潛力。

  其三,發展目標相似。從中國政策的全局來看,未來“雙迴圈”中的“以國內迴圈為主、國際國內互促”,需要從三個層面理解。其一,以“內迴圈”為主不等於對外脫鉤,相反,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將會加速擴大,中國將以“親誠惠容”的理念與更多元的國際夥伴共用雙贏機遇。其二,“內迴圈”的發展壯大有助於抵減全球亂局下的外部衝擊,基於此,中國經濟在“外迴圈”中將更為靈活主動,受惠于外而不受制于外。其三,立足於“內迴圈”,中國將為全球經濟金融提供稀缺的“穩定錨”,並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價值鏈條、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優化。這些發展目標,與美國“雙迴圈”的第三階段具有相似性。

  歷史的啟示:“雙迴圈”演進的深層邏輯。

  歷史經驗的鏡鑒,不局限于表面的相似類比,還需深入到底層的邏輯規律。1913年前後,美國“雙迴圈”之所以能夠完成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飛躍,關鍵是長期聚力並以合理次序推動了“雙升級”:以産業升級為先導,輔之以方向準確的投資,進而激活消費升級,在供需兩端啟動“內迴圈”的自我強化,最後再以“內迴圈”去重塑“外迴圈”。

  第一,産業升級。我們認為,“産業升級”這一龐雜的概念,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大核心問題:1)生産什麼;2)如何生産。從這兩個維度來看,1913年前後,美國産業體系完成了雙重質變。其一,優勢産品高附加值化。19世紀,美國在全球産業體系下的比較優勢長期停留于低附加值的原材料。但是,依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,1900-1913年美國在全球工業製品領域(當時的高附加值領域)佔據了新優勢,其工業製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業製品的進口,顯著提升了附加值視角下的貿易盈餘,使美國升至全球價值鏈的頭部。其二,生産方式現代化。為了最大化發揮技術進步的紅利,這一階段美國的生産組織形式發生了軟、硬層面的同步進化。從硬體方面,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(當時的先進業態)加速轉變,1900-1910年出口産品的資本/勞動比率較1890年大幅提升。從軟體方面看,“福特製”、“泰勒制”和流水線迅速普及,以大規模生産的方式擴大了美國在高附加值領域的産業優勢。以汽車(當時的尖端産品)為例,1899年美國汽車年産量僅2500輛,而到了1913年,年産量升至48.5萬輛,約佔全球産量的80%。

  第二,消費升級。産業升級為消費升級奠定了兩大基礎。一方面,得益於生産效率的提升,美國每人平均GDP在1900-1913年期間升至全球第一梯隊,並且其優勢在此後長期擴大。另一方面,得益於大規模生産,居民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享受汽車等高附加值商品。“高薪低價”的剪刀差,從根本上夯實了居民的消費能力。但是,收入不是決定居民消費的唯一因素,還需要適宜的消費場景和消費習慣作為“催化劑”,系統性地提升居民消費傾向。這一階段,兩種投資恰好填補了這一短板,以網路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費場景。從動態網路來看,美國公路網日趨擴大,對接了汽車的普及,串聯起外出旅遊、娛樂等新興的消費需求。從靜態網路看,美國城鎮化繼續較快推進,對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長,並將其轉化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消費需求。以投資為啟動器,“內迴圈”的消費引擎開始加速。從數量來看,美國經濟於1920年代進入“柯立芝繁榮”和大眾消費時代。從結構來看,1901年至大蕭條前夕,食品、服飾兩大基本消費的佔比持續下滑,而娛樂、出行、住房的消費佔比呈現長趨勢擴大,是大眾消費邊際增長的主力。這也驗證了“汽車-公路”網路、城鎮化網路對消費引擎的激活作用。由此,“內迴圈”供需兩端的良性互動形成,並支撐美國穿越了接下來漫長的“外迴圈”衝擊。

  歷史的接力:2020年中國的“潛力清單”。

  通過逐層對標美國“雙迴圈”邁入第三階段的核心邏輯,我們發現,在各個關鍵節點上,2020年的中國都具備著可觀的潛力,而打通這些“潛力點”的進程,即是中國“雙迴圈”的質變之途。基於此,雖然未來全球格局料將充滿不確定性,“潛力”向“實力”的轉化仍需時間,但是從中長期來看,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保持謹慎樂觀。

  第一,産業升級的潛力。其一,優勢産品邁向高附加值。近年來,隨著高新技術産業的較快發展,中國高附加值産品的出口比例穩步增長,國際專利申請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。疫情爆發後,中國高新技術産品出口保持穩健,反映出其堅韌的比較優勢。展望未來,若能繼續抓牢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,減弱核心技術對“外迴圈”的過度依賴,則將為上述趨勢注入長遠動力。對此,著力打通國內“基礎研究—科技轉化—商業應用”的創新體系,將是本階段的關鍵。其二,生産方式再進化。1913年美國從軟硬兩個方面,以“大規模生産”開啟了“大眾消費時代”。相似的,與多元消費時代相適應,當前的中國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産方式——數字化生産,同時具有大規模生産、創新力和精細化的三重優勢。立足於中國完備的産業鏈條,通過工業網際網路對供給側進行數字化改造,並與高度數字化的居民生活相連接,料將實現:1)為科技企業提供低成本、高效率的量産能力,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經濟效應,進而支援新一輪創新;2)支援生産進程中靈活、精確地動態調整,縮短産品迭代週期,加快新供給對新需求的拉動,並減弱全球供應鏈波動的衝擊;3)消解供求兩端的資訊不對稱,消費者訂單能夠被拆分後直達生産體系的終端,由此規模化生産能夠深入小眾化、多元化的細分市場,在提升消費者福利的同時,降低生産者的市場風險。展望未來,為了加速向“數字化生産”的轉型,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和稅費負擔,推進“放管服”改革,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,將是核心的著力點。

  第二,消費升級的潛力。得益於有效的疫情防控,中國經濟在疫情時代率先企穩反彈,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動之後,有望在全球視角下保持長期優勢。未來若能進一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、提高社會保障水準,則將持續夯實居民消費能力。立足於此,從美國經驗看,還需要以方向適宜的投資創造消費新場景,網路化地推廣消費新行為和新需求。當前,有三張“網”可以作為中國經濟啟動消費引擎的抓手。第一,新型交通網路。以城際高鐵和軌道交通、新能源汽車為依託,進一步提高城市群之間的交通效率,從而串聯起跨城市的旅遊、娛樂、商貿等服務消費新需求,並承接疫情時代服務貿易進口需求回流的新機遇。第二,新一代移動網路。以5G、大數據中心為基礎,一方面憑藉更高效的網路激活線上娛樂、遠端辦公等新的虛擬消費需求,另一方面則以“線上”賦能“線下”的方式,推動消費重心下沉,釋放低線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消費升級活力。第三,新型城鎮化網路。2019年中國城鎮人口占比約為60%,接近於1913年美國城鎮化水準(約55%)。美國1913年之後的經驗顯示,即使在沉重的外部衝擊之下,依託于龐大的人口基數,城鎮化在60%提升至75%的過程中仍能保持較快速度。由此,如果中國的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,則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、工作、醫療、文娛等領域的高品質需求將匯聚成強勁的國內市場增量。展望未來,若要充分發揮上述三張“網”對消費的啟動作用,關鍵在於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。其中,金融體系改革、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戶籍制度改革,將是分別打開資本、土地、勞動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鋒。

  (作者:工銀國際研究部 程實博士 王宇哲博士 錢智俊博士 高欣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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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20-08-0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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